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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繼平 : 透析金權政治───資本主義國家機器與資產階級

2019-7-11 10:50| 发布者: 墨秋| 查看: 55| 评论: 0|原作者: 杜繼平

摘要: 杜繼平 : 透析金權政治───資本主義國家機器與資產階級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 现金交易,如卡莱尔说的,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 ...
杜繼平   :  透析金權政治───資本主義國家機器與資產階級

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 现金交易,如卡莱尔说的,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 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么,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 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 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 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 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 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不胜枚举的通奸作为补充。 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恩格斯这段话生动地描述了欧洲从封建社会转型为资本主义社会后的社会经济状况。 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学者举起"理性"的大纛,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正义"的崇美词藻,号召人民起来打破封建贵族的特权,摧毁君主专制的枷锁。 新兴的工商资产阶级宣称本身特殊的阶级利益代表了全社会的普遍共同利益,以所有被统治阶级的代言人自居,联合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夺取了政权,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 然而,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启蒙学者与资产阶级所许诺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幸福王国并没有实现。 "自由"成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农民的特权,"民主"其实是资产阶级运用经济优势获得统治权力的手段,社会的贫富差距在自由市场经济下不断扩大,"平等"根本无从谈起,广大的劳动群众经常遭受失业的威胁,连最基本的生存权也岌岌不保,更遑论更高层次的公民权利。 其结果用哥德的话来说,就是:"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

台湾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经济上的"自由化"、"国际化"给予私人资本愈来愈大的活动空间,私人垄断资本也日形壮大,政治上的"民主化"则使金钱与权力的交易日益猖獗,资产阶级在各种选举中通过资助代理人或亲自参选,与政客联手主导了政治、经济的大权。

在戒严时期,反对运动的主导势力与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把长期掌控政治、经济大权带有半封建性质的国民党专制政权,视为万恶的渊薮,似乎政治经济的特权垄断、财富分配的日益不均、环境污染的恶化等等重大问题,其罪皆在国民党的特权与不民主。 十几年间,「自由化」、「民主化」喊得震天价响,「民主」、「自由」蔚为台湾主流的意识形态,成了包医台湾百病的万灵丹,似乎只要「自由」了、「民主」了,便万事大吉,台湾人民从此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政权轮替了,只是「金」如旧

不过,事实不然。 解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首长与议会,乃至总统,陆续全面开放民选,随之而生的是金钱与权力相互为用的金权政治:「股票换钞票,钞票换选票」,金钱转化为权力,权力再增殖更多的钞票、股票。 戒严时期国民党的威权体制,在"民主"的外衣下,转化为金权政治,统治形式虽有所变化,但少数人垄断政治、经济利益的实质则没有改变。 不同的是,原来受专制政权哺育而俯首贴耳的资本家,如今以金钱影响政治,昂首阔步,登堂入室,公然与民选的大小政客坐地分赃了。 金权政治的根源本在于资本主义体制,但在李登辉执政时期,却仍被简单地归罪于国民党政权。 不少饱受「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催眠、不知资本主义为何物的蚩蚩之氓与知识份子天真地以为所谓「黑金」、「金权」是国民党的专利,只要政党轮替便可革除金权政治之弊,迷信民进党的「改革」口号,竟幻想与国民党同属右派的民进党上台后可有一番新气象。 民进党执政三年多来的表现,无情地打破了这种可怜的幻觉。 「政商勾结」、「利益输送」、「特权特惠」、「权位分赃」,这些金权政治的痼疾,非但没有稍愈,反而变本加厉,更为彻底露骨地展现无余了。 台湾的「民主化」折腾了多年,由两蒋的威权体制转为李登辉的「黑金体制」,再换成陈水扁的「白金政治」,政权轮替了,只是「金」如旧。

讽刺的是,在政权易手,朝野换位后,国民党与亲民党的泛蓝系统忽焉成了抨击金权政治的急先锋,以揭发民进党政权图利财团、掏空国库为能事,似乎一夕之间,顿悟前非,洗尽「金」华,与备受官商联手侵渔的庶民百姓同在了。 于是,我们便见到了一幕幕的台湾政治闹剧:泛蓝指责民进党「白金」当道,民进党则联合「黑金教主」李登辉及其走卒台联党高嚷泛蓝企图「黑金复辟」,双方你来我往,互揭疮疤,用的都是金戈银枪,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好不热闹。 究其实际,则是半斤八两,同为一丘之貉,不过是两个右派政党的兄弟阋墙之争。

对于金权政治,民众早已积怨多年,主流媒体也多所批评,但所论大抵仅见表面现象,矛头所向是个别政客、资本家或党派。 有些右派学者则援引美国保守派经济学者的"寻租理论"(rent-seeking theory)来解释金权政治的成因,倡导政府与资本家建立「伙伴关系」,或者以为只要制定「政治献金法」 、「利益回避法」、「游说法」之类的法律便可遏止金权政治。 这些非但是皮相之见,甚至是误导民众视听,充当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士的论调。 这些右派人士只会照搬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右派理论与制度,却视而不见他们心仪、膜拜奉为圭臬的国家正是典型的金权政治。 台湾近二十年来的政治、经济发展,所谓的"自由化"、"民主化",不过是忠实却又粗劣地模仿、复制美国模式。 他们尊为典范的宗主国的金权政治早已臭名昭著,为其本国的有识之士斥为腐败透顶。 今天台湾民众所诟病的「官商勾结」、「利益输送」、「图利财团」、「权位分赃」等金权政治弊端无不在美国大行其道,台湾的右派却还盲从其后,其不长进如此,真令人惊诧! (注一)

事实上,人民主权论的奠基者卢梭在他的经典著作《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九章〈论财产权〉中,就指出贫富不均与真正的民主平等是不相容的。 他先说:社会公约要「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代替自然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因此人们尽管在体力与智力上可能不平等,但订立公约,拥有权利后,他们便可一律平等了。」不过,写完这段话,他立即附加注释说:「在坏政府下,这种平等虚有其表,仅为幻象,徒然用来使穷人永陷悲苦,富人常保不义之财。事实上,法律总是有利于有钱人而有害于赤贫者;由此可知,只有在人人有点财产而又无人过于富有的情况下,社会状态才对人类有利。」卢梭点出了问题,但给了一个与资本主义体制扞格不合、永不可能实现的答案。

国家政权的起源

其实,金权政治正是资本主义民主制的本质特征,而非其异常表现或偶发状态。 为什么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必然表现为金权政治? 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State theory)加以剖析,便可得到最深刻透彻的认识。

先须说明一点,一般政治学教科书所定义的国家(nation 或state),是指具有领土、人民、政府的主权国家,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所说的国家(the state)就其狭义而言,是指由统治阶级控制的行政体系,司法,军队,警察,监狱(以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议会)用来控制被统治阶级的统治机器。 曾任义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的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认为统治阶级要使人民甘心服从领导,除了依靠上述属于国家政权机关的物质工具加以压制外,还必须透过教会、学校、工会、政党、媒体等这类民间社会的组织,灌输被统治阶级一整套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道德、价值观,以掌握知识、思想、文化的主导权(hegemony),控制被统治阶级的意识,使其甘于臣服统治。 换句话说,一方面用强制的暴力镇压肉体,另一方面用思想的教化驯服心灵,双管齐下,才能确保统治阶级的权威。 因此,葛兰西统合了文武这两项要素把国家(the state)的定义扩展为:由强制暴力的盔甲所护卫的思想主导权(见Gramsci 1971:263),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吸收了葛兰西这个观点。

国家政权(或说国家机器)不是人类社会固有的。 在由血亲氏族构成的原始社会中,生产力仍很低下,氏族成员共同进行生产劳动,共同分配劳动成果,社会成员之间没有贫富贵贱的阶级划分。 社会的公共事务由全体成员议决管理,领导人也由所有成员选举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争执根据习俗规范裁决,抵御外侮的责任则由全民的武装力量来承担。 在这种共产的原始民主制中,人人平等,没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别,因此也就不需要设立官吏、司法、军队、警察、监狱这些用来压制被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 但在劳动工具由石器进展到铁器,社会的劳动分工逐渐发展,劳动生产力也日益提高后,部落的财富增加,部落之间开始交换彼此富余的产品,或以战争征伐掠夺异族部落的财富,无阶级的部落社会便开始衰亡。 胜利的部落的领地与财富扩大了,被征服的氏族沦为奴隶,社会便分裂为主人和奴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两大阶级,从而打破了公有制,确立了私有财产制。 为了处理因社会分工扩大、工商业日益发达而复杂化的公共事务并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这才产生了由统治阶级掌控的国家政权。 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 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恩格斯1972〔1884〕:166,168)

国家的本质与作用

恩格斯这段话道出了国家政权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经典定义。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可简要阐述如下:

1.在原始共产社会衰亡,社会发生阶级分化,私有财产制确立后,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展与阶级对立的发生,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有了矛盾,这时就需要设置专职官吏、司法机关、警察、军队、监狱等等构成国家机器的公共权力机构来管治社会,维持社会秩序,于是国家政权就以代表社会共同利益的姿态垄断了合法使用强制力与征税的权力而君临社会之上,并追逐本身的特殊利益,由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

2.国家虽然声称保护"全民"的"普遍"公共"利益,但在存在阶级差别与对抗的社会中,不同的阶级都力图夺取国家的政权来保障、扩大本身的利益,结果一般都由最强大的、经济上占优势的阶级夺得政权,把本阶级的特殊利益说成是社会的共同利益,斥责不服其统治、挑战其权威者为危害"秩序"的社会公敌,运用国家机器加以镇压。因而,阶级社会中的国家政权通常是统治阶级压制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3.私有制的阶级社会的国家政权依照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采取了不同的形式。 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生产出满足食、衣、住、行的需求的物品。 每个社会都靠劳动者运用生产工具开发自然资源或人造的原料制造出这些生活必需品。 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即:生产工具和土地、原料这些劳动对象)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不相同。 例如:在奴隶制时期,奴隶本身是生杀大权操于奴隶主之手的活「工具」,当然更不可能拥有锄头、犁牛、土地这些生产资料,奴隶只能在奴隶主的强迫下使用主人所拥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所有的劳动产品,归主人支配。 在资本主义时期的工人,虽有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但也不具备生产资料,他要生存就必须受资本家雇佣,使用资本家私有的机器、厂房、原料才能进行生产,产品归资本家所有,工人仅获得维持生存的工资。 因此,依据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不同方式,就区分出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与财产所有制。 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上,也就产生不同形式的阶级关系与国家政权的形式。 这些不同形式的国家政权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由统治阶级支配的社会经济结构与财产所有制。 国家政权一方面提供有产阶级生产活动所必须的共用生产条件,例如大型水利工程、运河、公路等;另一方面则一手运用军、警、司法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关压制被剥削阶级,使之不敢反抗,一手运用教育机构、宗教等灌输人民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意识(例如:封建专制时期的忠孝节义,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由"、"民主")使之认为统治阶级与国家政权的支配是合理、正当的。 这样,国家政权就可以巩固社会经济结构,为统治阶级创造有利于剥削被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条件,不致让阶级对抗破坏社会秩序,动摇阶级统治的基础。 (以上参见马克思与恩格斯1972〔1845-1846〕;马克思1980〔1857-1858〕,1975;恩格斯1972〔1878〕,1972〔1884〕,1972〔1886〕)

必须运用辩证法才能了解唯物史观

基于上述观点,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家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马克思恩格斯1972〔1845-1846〕:69 )。 恩格斯进一步阐释说:

「现代国家都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恩格斯1972〔1878〕:318)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切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恩格斯1972〔1891〕:336)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上述这些观点,只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历史唯物论,对由奴隶制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政权的性质与作用的一般性概括,绝不能当做抽象的公式直接套用在国家问题的具体研究上。 恩格斯指责在马克思生前,就有不少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不懂得唯物辩证法与思想上的怠惰,把历史唯物论当成公式、教条胡乱贴到各种事物上,事实上是把唯物史观「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导致唯物史观「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见恩格斯1890年致康·施米特与约·布洛赫的信) 。 科学的理论从复杂万端的现象中舍弃偶然、例外的东西,找出规律、通则,是为了抓住事物的本质,以便深刻、准确地掌握事物,但绝不忽视、否认偶然、例外的存在,在辩证法中,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例外与通则、特殊与普遍,本是既对立又统一的。 但长期以来,许多不论是接受唯物史观或反对唯物史观的人都未能了解这一点,以至产生诸多混乱的观点与无谓的争议,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上也不免乎此。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唯物史观认为,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人类社会根据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划分为统治阶级与被剥削阶级,这些不同阶级在经济生产中的关系构成的经济结构,就成了政治、法律与思想、道德变化发展的基础。 因此,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经济是基础,是决定性的因素,而国家政权、政治制度则附属于经济的生产方式。 国家政权是为维护、巩固在经济生产中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服务的,是统治阶级用来驯服被统治阶级最有效的机器(见马克思1972〔1859〕;恩格斯1972〔1878〕, 1972〔1884〕,1972〔1886〕)。

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误解

由于唯物史观强调了经济基础对国家政权的制约作用,以及国家政权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性,遂使不少人误以为在历史唯物论中,第一,国家机器必须由在经济上占优势的统治阶级亲自掌握,第二,国家机器相对于经济基础仅是消极、被动的,不会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积极影响经济的发展,国家机器的官僚也没有本身特殊的利益。 因而,在国家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发生了长期的热烈争论(注二)。

其实,如果懂得马克思与恩格斯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诸多误解便可轻易廓清。 辩证法与机械论思维方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机械论把事物看成是由分割开来、互不联系的片段零件机械地组合起来的,而辩证法则认为事物是由相互作用的不同要素构成的有机体。 在构成有机总体的各个部分之间,固然有主要与次要之别,但又都以他方为本身存在的条件,而各部分之间的主次关系也会因具体条件的变化而发生转换。 用辩证法来认识唯物史观,便可知道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结构与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权是互为存在条件的,国家政权的形式固然由经济结构的变化衍生而出,但经济结构也赖国家政权才得以巩固,国家的政策也影响经济发展,在阶级斗争激化,政争炽热因而破坏了社会稳定,严重干扰了经济生产时,国家政权能否恢复社会秩序,更是成了经济结构能否维持的决定性因素。 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灵魂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分析历史与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时,总是根据具体的条件,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原理与辩证法,来论述政治与经济、国家政权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从不套用公式(注三)。 这明显地表现在他们评述法国路易. 波拿巴的第二帝国与德国俾斯麦时期的国家政权与经济发展的著作上(马克思1972〔1850〕,1972〔1852〕,1972〔1871〕;恩格斯1972〔1870〕,1972〔1872〕,1972〔 1884〕,1972〔1891〕)。

从上举的著作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与恩格斯论述某个主权国家的国家机器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形式与作用时,其方法是:一、把该国放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内,考察该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二、分析该国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发展阶段所形成的各种阶级势力及其相互关系;三、从该国各阶级间的斗争导致的阶级的势力消长,说明国家政权与各阶级的关系及其表现形式(即:是君主立宪制或议会民主制或独裁制);四、指出经济因素对于阶级斗争与国家政权的影响,以及国家政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这里没有一丁半点“经济决定论”(economicsism)和“经济归原论”(economic reductionism)的影子。

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政治经济职能

总结上述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阐释,我们可以得知:一、恩格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不论形式如何,都是「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并不意谓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一定要由资本家亲自当权执政。 资产阶级是否亲掌政权取决于历史因素、经济状况、阶级斗争的结果与国际的政治经济形势。 因而,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也可能相对独立于资产阶级的控制。 不论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是否由资产阶级直接掌管,它总要执行恩格斯所说的一般国家职能,即缓和阶级的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以内」,使「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 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缓和阶级冲突可以用专制形式(如波拿巴政权、法西斯政权),也可以用社会福利国家的形式(如二战后的西欧),只要能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使资本家得以在雇佣劳动制度下继续剥削工人,就符合整个资本家阶级长期的利益,国家机器也就执行了「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的职能,从而国家机器的高阶官僚也能继续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中获取丰厚的薪金并从各种门路揩得油水。 恩格斯对波拿巴政权的描述,很可说明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特点:「路易.波拿巴在一方面借口说要保护资产阶级反对工人,另一方面又借口说要保护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名义下,夺去了资本家的政权;但他的统治同时又便利了投机事业与工业活动,简言之,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得到更大程度发展的还是贪污舞弊和普遍盗窃行为,它们以皇帝作为中心,从这种发财致富当中抽取巨额的红利。」(恩格斯1972〔1891〕:327)。

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作为“理想的总资本家”的本质,除了表现在缓和阶级冲突的政治职能外,还呈现在其经济职能上。 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经济职能会因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大体说来为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会:一、提供一般的生产条件,即:水、电、公路、铁路、港口、机场、邮政、电信等基础设施;二、兴办教育、支持基础科学研究与尖端的科技研发、开发工业区与科学园;三、出现失业、通货膨胀的经济危机时,运用货币与财政政策稳定宏观经济,避免经济崩溃,引发政治危机;四、保护本国特定产业并拓展外销市场,破除对外投资障碍,以利资本输出,加强本国资本的国际竞争力。 这些经济政策无不是利用国家预算图利资本家。 第一项是所有企业进行生产的必要物质条件,但或因兴建所需的资本额过大,私人资本无力负担,或因无法独占使用,社会利益高于私人利益(即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说的「公共品」)而无利可图,遂由国家出资兴建,以低价提供企业。 不过,只要私人资本壮大到有能力承担建造且有厚利可图,即可交由私人资本经营,近年台湾的高铁委由私人资本兴建,与中华电信、台铁的私有化政策即是例证。 第二项的高科技研发(如:核能、航天、电子、生物等)所需经费庞大、时间长且成果难以预期,遂由国家承担资金与风险,再将研究成果转移私人资本。 工业区与科学园区则是国家为私人资本提供良好、低廉的生产环境。 教育即是对劳动力的培训,本属劳动力的生产费用,但因其外溢的经济效果大,具公共品的性质,其费用主要也由国家支出。 这两大项的国家支出无不有利于降低资本家的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利润,促进私人资本积累。 第三项挽救经济危机的措施,目的在从总体上维护资本主义经济于不坠。 在经济萧条、总需求不足时,国家兴建公共工程,并向私人企业大量采购生产过剩的产品,即为私人企业创造市场,提供获利机会。

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是资本家的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之所以充当“理想的总资本家”主要是因为在结构上资本主义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经济活动主要由资本家掌握资本、劳动力、土地这些生产要素来进行生产、交换,私人资本的积累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而国家机器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向利润与工资征税,在国库困窘时,还须向民间举债,国家机器的运行与官僚的收入不能不高度依赖私人资本的积累。 于是,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再生产,在国内与国外促进私人资本的积累,推动经济增长,乃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第一要务。

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行政首长与议员皆由选举选产生。 由于选举所需的广告、宣传、人事、行政各项费用日趋庞大,候选人与政党往往须向资产阶级募集竞选费用,得到大量捐助的候选人与政党自然胜算较大。 胜选后的行政首长与政党把国家行政资源当成战利品,论功行赏、分官授爵,大肆进行权位分赃,资产阶级或其代理人往往因此得以取得高官厚禄,与闻决策,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的「分赃体制」(Spoils system)。 在立法部门,资产阶级同样可以通过亲自参选或选择代理人进入议会,并在制订、审查法案时,以利益团体游说、施压,使有利于己的法案通过。 于是所谓「利益输送」、「权位分赃」、「官商勾结」的戏码或明或暗无不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频繁上演。 整个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当然要大受资产阶级的左右(注四)。

在右派政权政绩不佳、经济衰退、过度忽视中下阶级人民的利益而民怨加深时,改良派的中间偏左政党也可取得政权,通过财税政策实行收入再分配,加强社会福利措施。 这看似会伤害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但其实是国家机器安抚中下阶级的不满,为资产阶级支付社会保险费用,协助稳定资本主义秩序,以保持资本剥削劳动的雇佣制度的作为。 一待国家财政不堪负荷,资产阶级也以不愿投资相威胁,这类麻醉止痛的药方即告失灵,此所以西方社会福利国家制度崩塌,而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民党的经济政策也纷纷右倾之故。

出路何在?

经过上述的分析,回头再看台湾的金权政治便可了解症结所在。 台湾在两蒋的戒严期,金权政治之所以没有全面浮现,有几个因素:一、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初,直接从大陆带来一个庞大的党、政、军、特人员组成的国家统治机器,接收了日本遗留下的工、商、金融企业,转为官营与党营企业,又有美国巨额的经济、军事援助,故而在政治、经济上掌握了绝对支配权。 二、从阶级关系来看,农村的地主阶级在「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下遭到铲除,新生的小农阶级对国民党感恩戴德,只是在「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损及农民的利益后,在八0年代才出现大规模的抗议之声。 大资产阶级则靠国家机器哺育茁壮,并无对抗之心,也无主导政策之力。 工人阶级在戒严体制下遭到严密控制,又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左翼的思想、力量复被镇压殆尽,也就难以起而抗争。 故而国家机器在八0年代之前可谓君临台湾社会之上,享有不受制约的高度自主性。 三、在威权体制下,所开放者为地方选举,中央民代仅有局部小额的增补选,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局限在地方派系。 解严后,威权不再,新兴的资产阶级如脱柙猛兽,可以意气风发、肆无忌惮地高视阔步了。 台湾从经济到政治体制更彻底的资本主义化,从中央民意代表到省市长、总统逐步开放民选。 每次大选竞争激烈,选举经费不断攀升,政客、政党纷向资本家寻求金钱奥援,资产阶级也视参选或挹注资金为政治投资,冀图凭借经济优势左右国家机器的政策与法案,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金权政治遂大肆泛滥。 1990年李登辉公开宣示:「政府的责任就是为资本家赚钱」,很能说明台湾的国家机器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已进入一个新纪元。

面对当前日益恶化的金权政治,恩格斯在1884年的一段话,应可供我们深加思考:

「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只要被压迫阶级—在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但是,随着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恩格斯1972〔1884〕:169-170)◎

注释

1. 恩格斯在1891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单行本写的导言中说:「正是在美国,"政治家"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厉害地构成国民中一个特殊的和富有权势的部分。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拿合众国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而在本党胜利后取得相当职位作为报酬。⋯⋯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职掌政权,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335)

恩格斯百余年前的这个论断并没有过时,依然准确地道出了美国政治的实相。 在美国,揭露美国金权政治的著作所在多有。 这里仅举较为著名的两本,供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参考:Etzioni , A.(1984); Thomas R. Dye and Harmon zeugler(1996) 。

2. 西方学界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展开了关于国家理论的长期争论。 这些争论虽然对厘清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不无裨益,也做了一些有意义的补充,但大部分的争执其实都出于对马克斯与恩格斯的国家观点的误解。 评析这些争论的意义需另有专文,而非本文主旨,故在此略过不提。 这些争论的主要观点,请参阅John Holloway and Sol picciotto eds.(1978); R. Miliband(1977,1983); N. Poulantzas(1973,1975,1980); Block,F.(1989); S. clarke .(1991); C. Offe(1984); B. Jessop(1982,1990); P. Evans, D. Rueschemeyer and T. Skocpol eds. (1985)。

3. 思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479)

4. 1950年代美国总统艾森豪曾说美国政府官僚、军方与军火工业构成的"军事—产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主导了美国的重大政策。 1997年全球金融风暴后,美国著名的自由贸易经济学者巴格瓦帝(Gagdish Bhagwati)也指出,美国的财政部长大多出身华尔街的金融大亨,国际货币基金会(IMF)与世界银行的决策者也都与金融界水乳交融,因此形成"华尔街—财政部复合体"( Wallstreet-Treasury complex),主导了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政策。 目前美国小布希政权更是众所周知的石油帮。

参考书目举要

马克斯与恩格斯(1872〔1845-1846〕)〈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1972〔1850〕)〈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859〕)〈政治资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850〕)〈1848年至1850年的法西斯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852〕)〈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972〔1871〕)〈法西斯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875〕)〈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1857-1858〕)《经济学手搞》下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

恩格斯(1972〔1872〕)〈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870,1874〕)〈德国农民战争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878〕)〈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88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886〕)〈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Block, F.(1989)Revising State Theo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Clarke, S.(1991)The State Debate. London: Macmillan.

Dye, Thomas R. and Harmon Zeigler(1996)The Irony of Democracy.Ver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Etzioni, A.(1984)Capital Corruption. San Diego: Haroourt Brace Jovanorich.

Evans, PR , Rueschemeyer, D. and Skocpol, T. , eds.(1985)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amsci, A.(1971)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Holloway, John and Sol picciotto, eds. State and Capital.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Jessop, B.(1982)The Capitalist State.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990)State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Miliband, R.(1969)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NY : Basic Books.

───(1977)Marxism an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Class Power and State Power. London: Verso.

Offe, C.(1984)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Poulantzas, N.(1973〔1968〕)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5)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0〔1978〕)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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